1726年冬季，年羹尧被囚禁于杭州，彼时他已失去军令，身边缺乏支持者，且难以获取家人的消息，正处于静待朝廷最终处置的境地。年羹尧的堕落并非由于单一失误，而应视作雍正皇帝所实施的一系列渐进式清算：首先削减其军事权力，其次拆解其小圈子，再追究其罪行，最终彻底将年家从权力中心铲除。

年羹尧早年表现出色，曾任四川巡抚及川陕总督，并在青海战事中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干，获得显著功绩，因而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。在雍正即位之后，年羹尧一度成为皇帝的重臣，其权力达到了顶峰。然其命途的转折并非源于战场上的失利，而是在京中樽俎之间的表现相对张扬。雍正二年，年羹尧入京觐见，违反了君臣之间的礼仪法则，对官员的态度傲慢，对皇帝表现出的恭敬亦显不足，更有干预官员任用之举，这一行为在朝中引发“年选”的说法，进一步加剧了雍正的失望。

雍正曾严告年羹尧，不应因功而自傲，必须知分寸。然而，年羹尧并未对此予以重视。除此之外，他在西北积聚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与将领，造成部分地方官员优先执行年羹尧的命令，而非朝廷的法旨。这一情况对刚刚掌权的雍正而言，已构成威胁。基于这一考虑，雍正并未立即采取报复，而是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：首先调离年羹尧的职务，再用其他人替换其向皇帝举荐的官员，最后让地方大臣逐一上报年羹尧的旧账。 qmh

此措施的实施颇为关键。当年羹尧获皇帝信任之时，众多官员纷纷附庸，而当雍正发出清理年羹尧势力的信号后，原依附年羹尧之人迅速转向朝廷，显示出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。年羹尧先被剥夺川陕总督一职，随后其在杭州的职位也遭到撤销，仅余看守城门的职务。这一从掌控军政的权臣沦为失去实权的罪人的转变，明确体现了皇权的威严。

随后的审查中，雍正指控年羹尧的罪状多达九十余项，涵盖结党、专权、贪腐和违背礼制等问题，表明皇帝未打算为年羹尧留有翻身机会。最终，在1726年，年羹尧被处以自尽之命，以此标志着雍正对其的彻底清算。尽管赐死保留了表面上的体面，却亦反映出皇帝欲迅速结束此事的决心。

年羹尧死后，其家庭成员承担了更为严酷的后果。年羹尧的长子年富被处死，其余儿子则被流放或充军，家产亦被查抄。年家原本的财富、宅院与政治关系几乎尽数被剥离。关于年羹尧的妻妾及女儿，其具体去向的史料记载存在不一致之处，然可以确认的是，清代处理罪臣家属的方式依据其身份、年龄和亲属关系严格分类，女眷常受到没入官府或被迫移往边地等重罚，使其无从选择个人的婚姻与生活。 qmh

对于年羹尧的女儿而言，尽管年幼的女儿有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宽免，但这并不等同于恢复自由，她们仍然面临生活选择的极大限制。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雍正的贵妃，她未像普通家庭成员那样被发往边地，仍享有部分皇室保护，然而年家失势无疑埋下了隐患，其在宫中的处境亦因年家扫荡而颇为艰难。1727年，年氏去世，年家在朝中的最后一层保护随之瓦解。

研究表明，雍正对年羹尧家族的处置并非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，而是其对权力结构的深刻考量。年羹尧虽然军功卓著，但在皇权体系中，功劳的存在并不应转化为对皇权的威胁。如果臣子形成独立于皇帝之外的权力基础，过去的功劳便可能演变为当下的罪名。最终，年羹尧的死、家族的惩处，以及政治资源的清算，均昭示了雍正朝的权力警示：军功可受奖赏，权力可被赋予，但不可凌驾于君臣关系之上。